我曾以博物学者的资格参加贝格尔号巡洋舰的环球远航，在南美洲看到的关于生物的地理分布和现存生物与古生物在地质上的关系，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回国以后，在1837年我就想到，如果耐心搜集与这问题有关的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结果。这样，在五年的时间内，我专心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做了一些札记。1844年又把这些札记加以充实，写成当时我认为是正确的结论的纲要。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始终没有间断。我希望读者能原谅我作这些琐屑的陈述，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是为了要表明我并没有轻率地下结论。

    现在(1859年)我的工作行将结束；但是全部完成还需要更多的岁月，并且我的体力渐感不支，所以不得不先将这个摘要付印。现在在马来群岛研究博物的华莱斯先生，他对于物种起源问题所得到的一般结论，几乎和我完全相同，这也是使我早日发表这个摘要的一个原因。

    本书还是摘要的性质，未必完备；有许多论述，我没能指明它的来历和参考资料，但是我希望读者相信我的正确。同时，我虽然力求审慎，使一切能有正确的证据，但是错误的窜入，还是不可避免的。本书所述及的，仅仅是我所得到的一般结论，略举少数事实作为说明，希望读者不要嫌其过简。我极其盼望，并且感到有这样的需要，将来能把我所根据的一切事实和参考文献，详尽地刊印出来。因为我十分清楚：本书中所讨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不能引用事实来作证，而每一论点显然往往会引出一些与我所得到的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处理一个问题，必须把两方面的事实和证据，加以详细叙述和比较，然后才能得到完善的结果，但这是这里所不能办到的。

    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如果一位博物学家，对于生物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的关系、地理的分布以及在地质期内出现的程序等等事实加以思考，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得到，生物的种，和变种一样，是由以前别的种演变而来，而不是分别创造出来的。这个结论，即使很有根据，但是如果不能说明地球上的无数生物，怎样经历变异而达到它们的极其完善的构造和相互适应，仍然难以令人满意。一般博物学家，常以外部环境如气候、食物等等作为惟一可能引起变异的原因。就某一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是正确的，这点以后当再讨论到；但是如果把像啄木鸟的构造，它的足、尾、喙、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捉取树皮里面的昆虫，仅仅归因于外界的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槲寄生，它生长在某几种树木上以吸取养料，需要鸟类传布它的种子，更因为它是雌雄异花，必须依赖昆虫才能完成传粉作用；如果我们仅仅以外部环境，或植物习性的影响，或植物本身的倾向，来解释这种寄生植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他几种生物的关系，必然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对于生物变异及相互适应的原因和方法，迫切地需要有个明确的了解。我从事本题研究的初期，就觉得要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应当从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着手；果然没有使我失望，我经常获得动物因由家养而变异的知识，虽然还不够完备，但总可以为处理这个问题和其他一切复杂事件提供最良好最可靠的线索。所以，这类的研究，虽然常为一般博物学家所忽略，但是我却相信它的价值的重大。

    根据上述理由，我把家养变异的问题，放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将由此看到，大量的、遗传的变异是可能的；同样的，或者更其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人类选种力量的伟大，能使微小的变异逐渐累积起来。然后，我们将讨论物种在自然状态下的变异。但是很不幸，我在这里所讲的，不得不很简略，因为要使这个问题讨论得恰当，必须举出大量的事实。

    如果认识到我们对于生活在我们四周的许多生物的相互关系还有很多不了解的，那么，关于物种或变种的起源问题，我们即使有很多地方不能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什么某种生物的分布广泛而繁多，而它的邻种却分布得狭小而稀少呢？谁能解释这个问题呢？然而这些关系，实在是非常重要，因为我相信，这是决定地球上每一生物的现在和将来的命运，以及变异的趋向的。对于生活在过去的地质时代的无数生物的相互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就更少了。虽然许多事实现在还是不清楚，而且在未来长期内也还弄不清楚，但是我们经过了精细的研究和冷静的判断，可以毫不怀疑地断言创造论的错误。创造论这一观点，虽为近代许多博物学家所信奉，我自己以前也曾信奉过，但是事实上决不能成立。我深信生物的种不是不变的；所谓同属的种，都是其他大概已经灭亡的种所传下来的直系后代，而现在认为同种的各项变种，都是这同种的后代。我又确信自然选择作用，它虽然不是物种变异的惟一条件，也该是最重要的条件。